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重创全球供应链

2019-11-12 16:02 Admin

  全球化虽然是一把双刃剑,但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证角度,均已证明其利大于弊。全球经济的长远发展,一是要依靠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以充分发挥全球化的巨大威力;二是各国需建立健全收入再分配机制,使国民都能分享全球化的好处,这样才能使全球化获得广泛支持。

  美国是二战后全球化的最大推动力量。一方面,美国从中获得了巨大好处,另一方面,由于种种深层次原因,美国始终无法建立健全收入再分配机制,导致贫富悬殊,中下层民众对现状越发不满。对此,美国政府倾向于通过批评其他国家,将矛盾焦点转移至别国。特别是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对以中国为主的许多国家发动了贸易战。特朗普的相关政策以及近年来全球兴起的保护主义,重创了全球供应链,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不利影响。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推行一项政策(例如,是否降低关税,是否对外开放本国商品市场),可能会使本国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此时,是否应该推行该政策,以及应该如何推行该政策,便不太容易判断。

  一种简单的分析方法是,只要一部分人受益的程度,超过了另一部分人受损的程度,就可以说该政策利大于弊。例如,对于某国而言,降低本国关税会使本国A人群获益5亿元,B人群损失2亿元。既然5亿元大于2亿元,说明该国获得了3亿元净收益,所以应该推行该政策。

  这种判断方法有一定道理,但也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获益的A人群是否应该补偿受损的B人群?应该补偿多少?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回答,本文从实践出发进行简要分析。一方面,如果A过度补偿B,可能降低A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但另一方面,如果A对B补偿不足,则会产生收入差距,长此下去,将导致社会阶层固化,影响社会稳定。特别是当人群B的不满情绪超过一定阈值,可能产生强烈的反对意愿,导致该政策无法继续推行。因此,将A的部分收益转移给B,使所有国民分享政策红利,有利于该政策的持续推行,从长远看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例如,A可将3亿元转移给B,此时,A仍可获益2亿元,而B从受损2亿元变为获益1亿元。由于该国合计获得了正的收益,通过某种收入再分配机制,总能够使所有国民受益。

  在实际操作中,这种收入再分配机制还需更为细致的设计。首先,要建立一套具有强制力的法律约束体系,并由一个有较强执行力的政府来实现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其次,不宜将收入直接转移给B,以避免滋生不劳而获的心理,而是可通过建设基础设施、发展公共医疗和教育培训等方式,实现财富的再分配。

  二战后,美国从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好处。美国拥有大量的先进设备、科研人才和技术专利,这些优质资源如果仅运用于美国国内,由于边际回报率递减,收益率较低,而如能运用于全球市场,则可获得巨大回报。有不少学者对美国在全球化中所获得收益进行过估算,根据布拉德福德对各类估算进行的总结,1950年至2016年,美国从全球化发展中累计获益高达2.06万亿美元。

  但是,全球化也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美国工人无法与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工人竞争,导致工作机会减少,收入水平下降。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项估算,从2004年起,美国每年约有15万个以上的工作岗位受到国际贸易的不利冲击,美国工人每年约遭受280亿美元至400亿美元的收入损失。

  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收入差距,且分化程度不断拉大。从美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来看,1968年该系数为0.39,此后不断上升,到2018年已达0.49。根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相关分析,从净资产角度来看,2016年,美国最富有的20%人群拥有77%的家庭财富,最富有的1%人群拥有29%的家庭财富,超过25万亿美元,比后80%人群的家庭财富的总和还多。贫富差距的拉大,必然导致社会矛盾增多,对全球化的不满情绪也在不断积累。

  既然美国在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好处,为什么不能把一部分收益转移给受损人群,换取他们对全球化的支持?收入再分配的方式有多种,建立一种能够实现财富转移的全民医保体系是实现难度较低、最易得到大众支持的方式。但是,基于种种深层次原因,在美国建立一个这样的医保体系、实现收入再分配却十分艰难。其中原因很多,本文简单陈述几点。第一,美国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思想,对“大政府”以及各种社会福利计划持反对态度。这种思想认为,人的富裕或贫困是由于其天赋或勤奋不同而造成的,不应将富人财富转移给穷人,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应被严格限制,否则会降低经济主体的积极性。第二,种族问题。由于美国种族歧视较为严重,而在美国低收入人群中黑人占比较高,导致建立收入再分配机制的政策难以获得有力支持。第三,工会势力受挫。1960年,美国和加拿大薪资工人参加工会的比例分别为30.4%和32.3%,但到1999年,上述数字分别变为13.5%和32.6%。工会是遏制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工会力量的下滑加剧了美国的贫富分化。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任期中,将医改作为最重要的改革政策之一,力求在美国建立一个广覆盖、低成本的全民医保体系。但该计划已于2017年被美国国会取消,目前,美国仍是唯一没有实现全民医保的发达国家。由此可见,在美国建立一个广泛的收入再分配机制是多么困难。

  既然难以让全民广泛分享全球化的好处,只好通过指责外国竞争对手、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来平息本国居民的不满,改善他们的处境。这一情况不仅发生在美国,而是具有普遍性。有研究机构统计了G20国家中最大的55个政党的政策纲领,发现普遍越来越倾向于牺牲移民、进口商品和外国工人的利益,以此保护本国企业和工人。这种保护主义的兴起,必然会损害全球价值链,从而沉重打击全球经济增长。

  自上台以来,将批判矛头指向了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在以他为代表的一些美国人看来,中国政府和企业采取了不正当的竞争手段,例如,国有银行向国有企业提供了低息,中国政府干预了汇率,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进行了倾销,通过这些手段,中国商品以更低的价格在美国市场上获得了更强竞争力。

  特朗普认为美国应采取两项措施,而且缺一不可。第一,假设中国压低了产品价格,美国不但不该指责抨击中国,反而应该鼓励中国加强巩固这一发展模式。继续使用前文所举的例子,假设在自由交易的情况下,由于全球化推进,美国A人群获益5亿元,B人群受损2亿元,美国总体获益3亿元。但由于中国压低了价格,也就意味着中国出口商让利给了美国进口商,由于中国人的自我牺牲,美国总体所能获得好处便会增大,例如,此时美国整体获益将增加为4亿元。

  第二,建立健全收入再分配机制,使全球化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虽然总体获益增加了,但毕竟中国商品价格低廉,此时美国A群体的获益可能变为7亿元,B群体受损扩大为3亿元。此时,B群体将对与中国的贸易产生更大不满。为了获取B群体对自由贸易的支持,有必要将A群体的部分收益通过全民医保等方式转移给B群体。

  然而,正如前文分析,建立全民医保体系之类的收入再分配机制,在美国是极为困难的,也是大富豪出身的共和党人特朗普所不愿采取的。为了回应民众要求变革的呼声,特朗普也采取了两项措施:第一,发动贸易战。由于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B群体受损了2亿元,为了减小他们的损失,只能限制国际贸易的开展。第二,减税。美国A群体在全球化中受益5亿元,贸易战的发动使得这部分人的利益受损,而减税政策可以弥补他们的损失。降低个人所得税可以直接减少收入的损失。

  第一,转变辩论切入点,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争取主动。与全球贸易争端相伴发生的是各国之间的政策辩论。过去,往往是美国批评中国采取不正当竞争措施,损害美国利益,而中国则力图说明未采取不正当措施。未来,应更侧重于指出,美国对中国的指责并不是问题关键所在,全球化利大于弊,中国人的勤劳智慧增加了美国整体的福利水平。问题关键在于美国未能建立健全收入再分配机制,这一问题不解决,无论别国如何变化,都改变不了美国少数人获益、多数人受损的局面。

  第二,深入研判发达国家保护主义倾向的发展趋势,坚定不移地推动对外开放。正如前文所述,发达国家保护主义的兴起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在难以建立收入再分配机制的情况下,这一潮流在短时间内可能难以得到根本逆转。我国应坚定不移推动对外开放,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共同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第三,吸取发达国家教训,建立健全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虽然我国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但由于我国大量劳动力广泛受益于对外开放,且政府采取了有力的扶贫措施,使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脱贫成果,这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未来,我国应继续发挥制度优势,在保障经济效率的同时,让全民分享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