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长三角金融业协同发展

2019-11-12 16:02 Admin

  长三角金融机构协同需要对区域各类金融机构开展形式多样的互动协作、人才交流,以形成金融方面的合力,支持长三角区域经济的整体建设;金融市场协同需要区域各金融子市场的互联协同,推动金融要素在区域中有序流动,为区域内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高效的金融服务;金融产品协同需要区域金融政策实现最大化的优惠边界,让金融政策能够重点支持区域各类金融子市场的产品协同创新,让金融企业和金融消费者在长三角区域内享受全方位、高质量的资金融通和风险管理等服务。为此,需要进一步了解当前长三角区域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对地区实体经济产生的一系列影响,便于金融协同的顺利开展。

  (1)从银行视角分析。由相关数据模型分析得知,上海地区的社会融资增量受4家国有商业银行(工行、农行、中行和建行,下同)的低成本活期储蓄和中小银行的高成本定期和结构性储蓄影响较大,而前者的负债成本明显低于后者的负债成本;江苏地区的社会融资增量受4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表外理财产品和中小银行的国库定期存款与定期储蓄存款的影响较为显著;浙江地区的社会融资增量受4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证券投资和中长期产品与中小银行高成本的定期储蓄存款的影响较为显著;安徽地区的社会融资增量受4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中长期和向央行借款等业务,以及中小银行高成本的定期储蓄存款影响较为显著。

  (2)从股票市场视角分析。从上海来看,上市公司利用银行信用开展承兑汇票的现象较为普遍;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对期末上市公司数(家)在注入和撤出资金方面的影响较为显著。江苏的上市公司利用信托业务支撑社会融资的现象较为普遍,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期末上市公司数(家)的注入和撤出资金的影响较为显著,说明地方政府通过新上市公司注入和撤出股票市场的特征比较显著,造成期末上市公司数(家)对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产生高度的负相关关系。浙江上市公司利用银行信用开展承兑汇票业务的现象较为普遍,而期末上市公司数(家)的注入和撤出资金对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的影响较为显著,说明频繁的增加期末上市公司数(家)对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产生递减的作用。安徽利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入市炒股较为显著,对股权形成了反向的增减特征较为显著。

  (3)从债券市场视角分析。分析得知,上海各类债券合计余额支撑着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增量,影响着地区社会融资增量的现象比较显著,而信用类债券余额增减与社会融资增量的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形成反向调整的特征比较显著。中债国债收益期限均聚焦10年期,地区社会融资增量由各类债券合计余额的正相关值与公司信用类债券余额的负相关值所形成的特征尤为显著,而10年期中债国债收益率支撑了上海社会融资的人民币和信托的盈利特征,为金融市场无风险利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江苏的10年期中债国债的收益率债券,支撑江苏社会融资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的盈利特征比较显著,为金融市场无风险利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盈利基础与上海不同,债券盈利的来源存在政策性波动的风险。浙江地区的3年期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30年期信托所形成的收益率对应关系,存在资产负债的久期匹配风险,且未形成无风险基准利率,影响地区金融衍生市场和产品的发展。安徽的社会融资的信托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由公司信用类债券余额支撑的特征比较显著,并聚焦10年期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3年期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收益率结构,未能形成无风险基准利率,从而影响了安徽金融衍生市场和产品的发展。

  (4)从三省一市人民币跨境资金视角分析。上海为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债券资金进入和利用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渠道发挥的作用较为显著;江苏运用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债券资金支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的支付结算作用较为显著;浙江的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债券对浙江企业外币形成了支撑;安徽利用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债券资金替代信托的特征较为显著,对信托的反向增减,降低了安徽企业融资成本的特征较为显著。而浙江和安徽的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对委托和企业债券形成了浙江的资金替代和安徽的注资作用。

  为使长三角区域金融协同发展机制的建设更加有效,金融的目标导向应当更加明确,围绕金融服务均等化、金融基础设施均衡、金融服务保障水平大体相当的目标要求,在深化金融改革开放、破除地区之间金融利益分配和政策壁垒、加快形成金融市场统筹有力和竞争有序以及绿色金融协同发展方面,金融政策应该以共享共赢的区域金融协同发展新机制,在有效遏制区域金融分化、规范区域金融开发和金融秩序、推动区域金融一体化发展方面发挥金融政策的引导作用,使问题导向更具有针对性。

  从银行业来看,随着长三角区域向内地延伸,银行业务对长三角社会融资结构的相关度总体呈现递减趋势;支撑地区经济发展的银行业务,则由低成本的活期储蓄负债向高成本的单位定期存款和个人定期存款递进,表外业务向表内业务收敛,且依靠央行借贷的特征更加显著。银行业利润来源由表外业务向表内业务聚集,金融效率逐渐趋弱。因此,长三角的银行业务结构存在不合理性,亟待提升区域银行业务的协同能力。

  从股票市场来看,上海、江苏运用上市公司的家数支撑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的特征较为显著,而浙江和安徽利用上市公司的市价总值和总股本的增减来支撑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的特征较为明显。由此印证,上海和江苏、浙江和安徽在资本市场的改革中体现了两种不同的路径,前者强调了上市公司家数的融资渠道,而后者在资金融通的形式上更注重对无形资产的市价总值和总股本投资,依赖于资本市场的股权质量和规模,符合高质量创新发展的基本逻辑。为此,三省一市的股票交易对地区社融的支撑存在较大的差异,需更强调股票市场的协同发展,助力长三角地区经济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从债券市场来看,上海以公司信用类债券余额为主,显示了10年期限的表内业务和影子银行信托业务的收益率结构,显现无风险利率的风险中性特征,为金融衍生产品发展提供了支撑;江苏也以公司信用类债券余额为主,但10年期的债券收益率聚焦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受政策因素影响较大,无风险利率支撑金融衍生产品发展的根基略显松动;浙江地区以政府债券发行业务和公司信用类债券余额为主,且收益率聚焦3年期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30年期的信托,存在久期风险;安徽也由公司信用类债券余额支撑,并聚焦10年期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3年期的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的收益率结构,显示风险较高的公司信用类债券支撑着中长期的政府和影子银行收入,受政策和市场因素的影响较大,也存在久期风险。因此,江苏需要进一步整固债券市场的久期收益率根基,浙江和安徽需要进一步调整债券市场的久期结构,为无风险利率的形成和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奠定长三角金融协同的新空间。

  从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中的债券来看,对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效果差异较大,如沿海地区对上海金融市场的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但对上海和江苏实体经济的发展作用有待加强,对内陆如安徽等地方实体经济的资金结构调整发挥了作用。

  针对长三角区域金融发展差距较大、区域金融分化现象逐渐显现,以及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突出问题,笔者认为,长三角金融产业应当呈现逆序化发展分布,即加速“微金融中心”建设,以金融产业的全方位产品为主带动中心产业的发展,第二层圈应以适应第二产业较高的特点,以借贷服务产品为主,而外围层应为适应农业发展为主布局农村金融。根据长三角实体产业的升级、土地紧缺、价值重组、空间调整的产业演变过程,推进和拓展金融的空间,如长三角债券融资的调整,经自贸区新片区和内地债券市场的债券融资,推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在完善区域金融协同发展机制方面,应增强区域银行业、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等金融发展的协同性、联动性和整体性,如提升中小银行的边际利润率和盈利能力、引导股票市场由有形资本向无形资本模式转型、尽快形成无风险基准利率,进一步促进区域金融的协同发展。